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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关于理想主义的几点断想

红歌会网2018-05-27 03:21:19

  遵友之嘱,要写一篇关于理想与信念的文章。手头有些材料,脑子里也有些想法,但如果就拿这些东西写成一篇一本正经的文章,我太累,读者也会太累。因此我希望能够让我写的随便一点。我相信这样读者也能读得随便一点,更轻松一点。

  好了,我就信手写了。

  一.成功者们的信念与信仰:忙

  我手头恰巧有几十份对于中国一些成功人士的采访纪录,这些成功者绝大多数为公众人物,其中有企业家、娱乐业明星、世界冠军……等等,等等。这本是一家报社提供给我的,要我根据这些材料写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后由于我实在写不出鼓舞人心的文章而作罢。但材料在我手里,里面有些东西挖掘挖掘还是蛮有意思的。该采访问题的第一项就是“今天是否还需要信念或信仰”。

  在我看到的这些成功者的回答中,只有少数人似乎还是按照较狭义的定义去理解信念和信仰,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极为多元化的。

  某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认为:信念和信仰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只不过这些年人们对信念或信仰的理解很狭窄。信念是人的一种支柱,善良、爱、忠诚、平和……都有可能成为某些人的信念。”

  然而,与大多数的回答相比,这个定义已经是狭窄的了。很多成功者认为信念和信仰应该是非常多元化、非常宽泛的:它们无非是某种支撑人们活下去的东西,可能是某种抽象的理念,但也可能就是“适应社会的发展”,或者只是一个中期的工作目标,甚至仅仅是一个好心情。如果要有什么共同点,那也只能从结果去看,也就是“生活充实”与否。

  其中有一位被访者的话最有代表性:“我倒是觉得不少老年人出现了信仰危机。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整天忙忙碌碌的,不管忙什么,他们似乎没有时间去想什么。”

  坦率的说,我认为如此宽泛的理解会使一个本来有意义的问题变得没有意义。我同意信念和信仰可以是多元的,但它们毕竟还应该是一种超越我们日常工作、日常心情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果把信念和信仰只理解成“生活充实”,甚至仅仅是忙,那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得出结论的,那就是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信念或信仰并不存在。

  我在这些成功人士的回答中只看到忙,没有看到信念或信仰。而他们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抽样,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榜样。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这个社会信念或信仰已经是不太多的了,多的只是忙。当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写到这里我也还没有下结论,我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

  二.《上海宝贝》红透了天

  听到《上海宝贝》已经红透了天,已经成为中国在新世纪第一件能够称为“现象”的事情,又听到《上海宝贝》被禁了,于是我赶紧叫一位上海的朋友替我留一本。五一节放假,她就给我带了过来。为了了解当代社会的心态,我把它看完了。对于一些文人骚客拔高此书,我只能付之一笑;对于一般公众诟骂此书、此书被禁,我倒也想说几句。此书说“黄”是算不上的,你到互联网上看看去,有的是比这黄得多的段子,公开出版发行的亨利?米勒的书也比这书黄的多。至于此书描绘的中国男人性无能,洋人的dick有多么大,多么好使,这无非也是来自80年代的“文化精英”们所大肆宣扬的“中国阳痿论”的通俗版演义。另一方面,大群的中国女人叮在洋人的屁股后面争着献身,也确实是一个社会事实(我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一书中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它与金钱和其他也许有的物质基础有关,更与中国人自己——主要是中国男人自己——罩在洋人身上的文化光辉有关。有些人(也许也包括卫慧自己)以为这些东西是什么新搞出来的尤物(因而有人欢呼有人痛骂),其实根本不然,这本书无非是80年代的理论(我同意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理论的作用往往比表面上显现的要大,一般人很多自以为是自己创造发明的思想、实践,其实只不过是某个理论家多年以前的理论的间接表现)加上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寄生在洋人身上的一群人的生活现实凑成的一个谈不上精巧的混杂物。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多半来自卫慧后来所唾弃的那个“博学、雄辩”的矮个子恋人那类的人。说句笑话,卫慧后来虽然十分正确地在身体上唾弃了那个“伪基督教徒”,可被他“一连三天……谈基督降生于马厩的那一刻所意味的世界真实面目”洗过的脑显然并没有恢复。

  然而就有这么多的人沉迷于这种炒作,似乎我们的社会真是富裕安逸到了国民们都无忧无虑,唯一挂心的就是怎么找乐子了。

  于是乎炒了起来,于是乎骂了起来。我认为既然炒了起来,骂也是应该的。那些破口大骂的中国男人至少比看着中国美女全上了外国人的床自己没份心里酸酸嘴上却大谈世界主义思想开放国际爱情的伪君子们来得真诚,更比看着中国美女全上了外国人的床自己心里由衷高兴的皮条客心态的洋奴们来得正常。当然,卫慧挨骂似乎有些冤,但她名出了、钱挣了,还发泄了一把,估计心里也是能够平衡的。

  然而,小伙子们,光骂女人是不行的。正如一个帖子里说的: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中国男人,你们越骂,女人越看不上你们。想想自己的危机吧!说句直截了当的话:将来的女人多半真没有你们的份。知耻近乎勇。小伙子们,不要光去骂卫慧这样的女人了,多反省反省自己吧。首先是要知耻,然后是要有勇气行动,不要真把自己搞阳痿了。至于那些伪君子和皮条客,我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了。

  三.切?格瓦拉也还有人看

  因为过几天就要和《切?格瓦拉》一剧的创作组座谈,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戏。临去前一位朋友嘱咐我要早一点去,因为人挺多的。我提前了两个小时去,结果还是没买到当天的票,买的是两天后的,也就是我正在打这几行字这天的。

  我想好好看一看这个戏,于是便独自去,希望独自一个人静静地看,静静地想,不受任何干扰。没想到一进了那个小剧场,就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农民日报》的前任社长兼总编。一会儿又进来两个外国人,也是熟人,一个是意大利安莎社北京分社社长芭芭拉,一个是法国一家杂志的主编白夏,打了招呼。我想这下还真有点意思了,这说明这个戏开始受到精英阶层的关注了,看来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戏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我身旁又坐下了两位电视剧女演员,我叫不上她们的名字,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没有名,因为我经常看到她们在电视剧中演重要角色。我想这也有意思了,这两位电视剧女演员明显的属于上层阶级,这个阶级是《切?格瓦拉》一剧的抨击对象,我想看看身边这两位电视剧女演员的反应。

  人很多。最后进来的是一些买25元票的大学生。买50元票的可以保证有座位,买25元票的很多人就只能坐在过道上了,而80元区则还有一排座位空着。人类的不平等随处可见。

  我喜欢这个戏,我如今已是“书生老去”了,可我还是禁不住为理想主义的东西所感动。我也喜欢这个戏的音乐,可我的听力很差,我总是听不清歌词。但有一段女声唱的歌词(只有这一段是女声)在背景上打了出来,我喜欢,我背下来了。

  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洋上飞翔

  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空上飞翔

  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焰中飞翔

  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里飞翔

  ……

  这个戏之所以能吸引人,最主要的还不在于它的音乐,而在于它的台词。它的台词对于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亦即美国的雅皮士思想——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几乎每一句台词都是有针对性的,至少我是这么感觉。我看了看身边的两位电视剧女演员,她们似乎也在很专注地看。

  在演戏的过程中,向观众席撒了一些假美元钞票,上面写着: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我捡了一张,收起来了。

  戏中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忧患……。

  戏演完后,创作组的黄纪苏、张广天,还有演员们,还要和观众座谈。我也想留下来听一听。我旁边的两位电视剧女演员走了。

  安莎社的记者芭芭拉问我:“你觉得这个戏怎么样?”我说:“很好呀,你觉得呢?”她说:“我觉得这个戏不是艺术,而是政治”。我笑着说:“也许是吧。”她又说:“他们在谈革命,他们要革谁的命呢?这不是很危险吗?中国政府怎么能容许他们宣扬这些东西呢?”我笑而不答。法国人白夏则问:“为什么这个戏的反派角色都是由女演员演,而正派角色都是由男演员演?”我说:“你可以问他们,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芭芭拉说:“我们是记者,我们只听不说,今天也不问。”

  剧组和观众的问答也很有意思,在这里我只捡最重要的纪录一二。

  一位观众说:今天我们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怎么样,你们应该站出来,让我们跟你们走。“跟我们走?”一位女演员大笑起来:“我们可担不起这个担子。”

  另一位观众问及这个戏所表现的精神与宗教的关系。张广天回答,他是个基督徒。我回来后看了看我在散戏后买的张广天音乐的唱片,不仅一些唱词与福音书有关,而且封底的解说词明确的拿格瓦拉与美国的关系和耶稣与罗马帝国的关系相类比,认为格瓦拉就是今天的耶稣。我不知道西方人,还有中国的那些主流知识分子,他们整天劝中国人皈依基督却仇恨格瓦拉,听到了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对于基督精神的这种解释会怎么想。但我认为,格瓦拉确实比那些西方人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更接近基督的本来精神。

  一位大学生说:看了你们这个戏我更困惑了。黄纪苏说:主流思想家们告诉我们,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早已解决了,可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一位女观众提出了和法国人白夏相同的问题,即为什么反派角色都是女性,而正派角色都是男性。张广天回答说:这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因为在排练过程中同性演员相互间配合得更好。白夏立刻操着比中国人还正确的中国话对我说:“这种回答没有说(shui)服力。”张广天既而进一步解释:本来的考虑是不用女演员的,因为不想像西方人演绎格瓦拉那样,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阴谋与性(格瓦拉的游击队中有一个德国女共产党员)上去,不想让女演员的相貌、衣着等引开观众的注意力,但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是谁愿意来演谁就演,这些女演员都是志愿者,没有钱也愿意演。我怕两位外国人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特地用英语为他们翻了一遍。芭芭拉说:“现在他们有钱了吧!”我说我想是的。白夏则认为还是“没有说(shui)服力”,他说:全部用男演员演正面角色肯定是在表现创作者所认为的正义力量的“军事性”。我没有回答。

  又有人问中国的主流思想界对这个戏怎么看。张广天回答:北大的教授们对此戏嗤之以鼻。

  我听到一些大学生在后面议论,对于张广天否认自己是左派很不满,认为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但我想张广天作此否认是明智的。

  我和张广天过去就交换过电子邮件,他的网站上经常登我的文章,过几天又要一起座谈,但过去没见过面,所以我想在剧组与观众见面结束后我还是和他打个招呼。一些大学生听到了我说自己的名字便过来与我交谈,说他们读过我的书,也有的人说听过我的演讲,认为我的书中的观点和这个戏有相通之处,并要我回答张广天他们究竟属于什么派。我说,就算是“新左派”吧。

  从剧场出来回到家,已是10点多了,我还没有吃饭,于是又到饭馆去吃饭。有很多孩子在卖花,被服务员轰走。我经常见到这些可怜的卖花的孩子,但我很少发善心去买他们的花。我只买过一次,动机还不太纯:那是因为当时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英国小姐和我在一起,我想着在漂亮小姐面前要有骑士风度,又想着在外国人面前不能掉价,才买的花,送给了那位英国小姐。可这次刚刚看完格瓦拉,我有点想买一束花,给那些穷孩子一点钱,但孩子太多,我不知道该买谁的,一犹豫间,他们大概觉得我不像买花的人——因为我不像大款,身边也没有漂亮小姐——马上就散了,我终于没买成。

  走回家时我在想: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与格瓦拉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我为什么还是为其所动呢?也许我的思想中也有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也许,在当今的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百分之三十的格瓦拉是必不可少的。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其中虽然不乏豪富者与豪富者的帮闲),是格瓦拉所想拯救的穷人。

  回到家收电子邮件,其中一封正好是谈这个戏的。原文是英文,翻成中文大致是这个意思。

  “亲爱的朋友们:我确实很困惑。究竟是主权比人权重要,还是人权比主权重要?切?格瓦拉到另一个国家去组织内战并且不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所支持。他也许是天真的,但他干涉了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他没有权利用暴力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也许是我错了, 你们能帮助我吗?”

  这个问题是纯真的,我回答不了,因而没有回信。但有些批评则更老到一些。这些批评大致是说,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根本不需要英雄、革命、理想与信念,这些都是最害人的东西。还有的干脆就从动机上去攻击,说这是戏剧人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极不负责的利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宣扬一些极为错误的思想,由此而大赚其钱,这充分显示了这些戏剧人的堕落。

  这个问题是纯真的,我回答不了,因而没有回信。但有些批评则更老到一些。这些批评大致是说,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根本不需要英雄、革命、理想与信念,这些都是最害人的东西。还有的干脆就从动机上去攻击,说这是戏剧人出于商业炒作的目的,极不负责的利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宣扬一些极为错误的思想,由此而大赚其钱,这充分显示了这些戏剧人的堕落。

  中国的主流思想界不喜欢格瓦拉是一贯的。1997年格瓦拉的遗骨被发现,这一年又是格瓦拉殉难30周年,因而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媒体的格瓦拉大炒作。西方媒体基本上是商业化炒作,如张广天说的那样,主要是炒作格瓦拉传奇中的阴谋与性,而淡化格瓦拉的思想信念。这种炒作(至少在客观上)达到了一个把格瓦拉“无害化”的目的,但对于格瓦拉的批判和嘲笑并不多,格瓦拉还是世界各国青年心目中的传奇浪漫的英雄。倒是在中国,这个格瓦拉曾经神往的国家,一些着名的杂志和报刊发表了批判格瓦拉的文章,并有不少中国人对于格瓦拉嘲笑和挖苦。

  我则认为,无论格瓦拉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我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格瓦拉的“乌托邦”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无论《切?格瓦拉》一剧的创作组是否是在进行一种“戏剧人堕落的商业炒做”,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格瓦拉的声音,应该有人为格瓦拉的理想主义而流泪、而血脉奋张。否则这个世界真会是毫无正义可言了。

  剧中台词。

  战士甲:没有反抗,剥削会减轻么?

  战士乙:没有斗争,压迫会停止么?

  战士丙:没有革命,他们肯改良么?

  战士甲:没有古巴革命,美国会在经济上给拉丁美洲小恩小惠么?

  战士乙:没有巴勒斯坦人民顽强的斗争,能有今天的土地换和平协议么?

  战士某:没有中国人民摧枯拉朽的战争,蒋介石集团肯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么?

  战士某:没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壮大,美国会热心帮助让东南亚国家崛起么?

  画外音:没有被剥削者攥紧拳,剥夺者会解囊么?!

  这段台词是我从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上剪贴过来的。我记得当时我听到的还有一句:“没有工人运动,会有今天的欧洲福利国家么?”

  无论如何,今天,这么多的中国人,包括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们,包括“老三届”,包括老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新左派”,也包括我这个民族主义者,来到北京的一个小小的剧场,向一个失败的英雄致敬,格瓦拉如泉下有知,当心慰当初并没有太看错了中国。

  四.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嘲笑理想与信念,嘲笑理想主义的理由大致有两个:一是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期,大家都过得挺好,根本用不着这些玩意儿,这些玩意儿对于幸福、安逸的生活纯粹是一种干扰;二是现状虽然有问题,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问题更大,因此,现状已经是最不坏的了。在这个问题上汗牛充栋的“学术研究”成果,大致说的就是这么两条。

  对于第一点我想说的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的忧患是深重的。王力雄先生说过,任何一个社会,其最后托底的东西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生态,一个是文化,而我们中国这两个东西现在几乎都完了。我十分同意他的话。中国的生态危机是很明显的,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又有那么多的人想享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如果走不出去,则生态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小修小补至多是稍微延缓一下这个危机的到来。文化呢?王力雄先生认为也几乎是崩溃了,我的观点稍微乐观一点,我认为中国人心中还是有美好的东西的,但我认为现在这种嘲笑理想与信念,嘲笑理想主义的文化恰恰是在朝着崩溃的方向走。由此也就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如果说这就是“最不坏”,那么,这个“最不坏”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按照这个“最不坏”的方式“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我坚信它还能延续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比这个“最不坏”更好的方式。

  我在多次会议上,在多篇文章上都说过,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出去;从过去的人类历史上看,光荣地走出去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用武力打出去。从当代历史看,则还有另一种,就是凭科技走出去。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种方法失败了的情况下,用第二种方法走了出去。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像老鼠一样爬出去。8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谈论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出去谈论得非常多,如《河殇》就是一个典型。但我怎么觉得他们谈的都是怎样爬出去。如前面提到的卫慧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无非是这种爬出去方式的一部分而已。我不会爬,也不愿爬,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人是和我一样的。

  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出去,靠那些“当代英雄”,即使是那些最时髦的“知本家”,能行吗?我看根本不行。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平等主义者,因而我说我的思想和格瓦拉是有距离的。我认为那些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多得到一些是完全可以的,他们实在不必去像格瓦拉要求的那样,参加那么多的体力劳动。《切?格瓦拉》一剧中有一个拨算盘珠子的场景。

  ……说唱人挥着《北京青年报》跑入,叫:“有人落水啦!”展开报纸念“某月某日报道永定河有人落水……”。正面甲宽衣解带欲下河救人,被挥舞小算盘的众反面拦住。反面甲(五个伟大)问正面甲:

  反面甲:落水的是什么人?正面甲:女孩。众反面:上二!

  反面甲:多大?正面甲:五六岁。众人:三下五除二。

  反面甲:智商呢?高不了,要不怎么自己掉河里,而不是把别人弄河里。众反面:去三。

  反面甲:长啥样?正面甲:大眼睛圆圆脸。众反面:上五!反面甲:要是瓜子脸分还高。

  反面甲:她父母干什么的?正面甲:农民。众反面:去二。积分七分。

  反面甲:(制止正面甲)你给我站住,还得算你呢!年龄?十八。上大学了么?北大!什么专业?生物!托福考了么?怪了,没上‘新东方’?父母的职业?民间企业家。再加上仪表堂堂……再加上口齿流利……再加上混不吝……总分一百八!赶紧把衣服穿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过马路要格外小心。产出七分,投入一百八,巨额亏损,这简直是经济犯罪!如今不是计划,如今是市场,效益第一!(冲另一青年)你去也是赔……(冲又一位)这位就更划不来了……(最后发现一老者)您老高寿?八十四——下水的最佳年龄!有癌症什么的么?还是中晚期!!不够上墙的级别吧?这事儿非您老出山才能扭亏为盈!您只管下,衣服我们大伙帮您收着,完了事跟“见义勇为奖”一块转给您家属。(众反面下)

  我认为,在涉及到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样去拨算盘珠子,但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可以拨一拨的。那么,给我们的当代英雄们拨一拨算盘珠子吧。给那些工资不高却有亿万家财的官员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洋买办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家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跟着豪富阶层一起先富起来的名流学者、媒体大腕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知识英雄”们拨一拨算盘珠子……。他们给了我们多少,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多少?细账算不清,大帐是明摆着的:除了其中的少数人,他们拿走的与他们给我们的完全不成比例。人们心里有杆秤,我做过几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民意调查,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大。如果他们拿走了这么多,而只给了我们很少,那么,他们无疑是损害了其他人的生存权利。

  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出去,要摆脱生态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只有那些为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有正当的权利从我们这里拿走比较多的东西。

  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出去,要摆脱生态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因而我们需要理想和信念。